一
小时候我住在武侯祠大街89号。小区的门口挂着“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牌子，大有拒人千里之外的严肃感；但实际上，里面绝大部分面积是住宅区。小区某个门与成飞的办公地相连，但后来绝大部分人都迁到日月大道办公去了，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区”。
我总习惯用道路名称呼小区而非名字，毕竟我也不住在“研究所”里。小区里的家是一间约莫 30 至 50 平米的房子。印象里成都老房子都差不多——灰色掉漆的石砖外墙，生锈铁杆制成的防盗窗，以及一层两户敲着咣咣响的铁门。汶川地震的时候，楼下自行车的棚子还被震塌过。
幼儿园我便在小区内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幼儿园读的，听起来理所当然。小学也是就近入学，在凉水井街的锦里小学。
说实话，我压根没想到小学入学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已经在打听锦里小学哪个班好了。据说被分进1班并非随机，而是有意为之。好像是因为1班几个学科的任课老师老师比较厉害。
在那时“华赛”“奥赛”尚未禁绝的时候，我在数学老师那里接受过单独辅导的“小学奥数”，也去参加过些竞赛。我对竞赛的印象不算深刻，只记得竞赛那几天可以请假，然后坐车到别的地方去玩。数学老师的儿子比我大一届，我和他在参赛之前到处去玩，打羽毛球，在酒店内嘻嘻哈哈。反而是竞赛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都淡忘了。
可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小学入学就要费劲心思去提前追求分班。小学的时候我好像什么都没学。后来小学竞赛被禁止了。
武侯祠大街与通祠路交汇的Y字路口，我记得有一个白色路牌，上书“西北中学 右转200米”云云。西北中学可能是有初中部的。我记得那时候有名的初中，公立有七中育才、七中水井坊、石室联中，私立有成实外、嘉祥等等。
我母亲跟我说，“其实妈觉得你读育才还是西北中学都没关系。”然而，我的母亲在升学择校这件事上确实心口不一，她确实没有自己口中所说的那么松弛。她总能找到无数小升初择校考试的“门路”。家长们总是坦诚地歧视学校的层次，因为“社会本来如此”，自己只是“活得通透”，用自己宽广仁慈的胸怀赦免了那些学校里的失败者。
后来我摇号进了公立学校。我的母亲说，“当时选择去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的那个晚上我一整晚没睡着觉”。这种“大义凛然”真是令人费解——她貌似电视直播屏幕内按下核弹发射按钮的总统，整个世界的和平安宁都要归功于她的殚精竭虑。甚至连上哪所学校的这个“决定”，也不是她做的。
最后，当我升入初中时，我彻底离开了这里。
二
在期末周即将到来之前的周末飞回成都，是我大一做过最“鲁莽”的事情之一。
坐在西北中学路牌下的石块上，观察周五晚上下晚自习的学生。高考结束后，学校里进入一个短暂的过渡期，人数锐减至平日的三分之二。
一位手里拿着宣传册的婆婆扫视着路口等待的家长。不过她狩猎的目标不只是家长——在一个全世界都告诉你要准备“冲刺”的阶段，慌不择路的学生们连精心设计的商业计划都觉得是依靠。
嘈杂的人群里，耳朵只能偶尔捕捉到飘来的碎语——
“打好基础……”“保住前面，最后一道大题先不考虑……”
靠，甚至两年前对我们说的都是一样的话。
可她说的时候并不显得狡猾。相反，她说得太诚恳了，甚至替学生惦记着他本该拿到却遗憾丢失的分数。
我看到那名高中学生望向婆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三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打心底里厌恶‘优绩主义’这一套叙事，可我平常的做法却这么像它的拥护者。”X对我说。
“我也不清楚。可我努力向所谓的标准靠近，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彻底摆脱它。如果一个人疯狂加班只是为了三十岁财富自由，我想他应当不喜欢工作。”
可我突然想到为什么名校学生“反优绩主义”会被厌弃——哪怕你跳出了“反优绩主义只是将优绩主义包装一层精美的糖纸”的陷阱，可这种反抗方式是难以复制的。他们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这套运行机制中的“幸运儿”，“经济独立”“对抗轨道”本就是机制赋予他们的特权，这时候所谓反抗倒更像是一种恃宠而骄。
“现实”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比“爱情”“意义”更沉重的山。思考后者，确然是一道精致的景观。
我好像慢慢想明白为什么我真心实意地想告诉比我不擅长学习的孩子我们是一样的时候，他们却越自卑。